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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臨床需求是微生物檢驗發展方向

      “如果單純從實驗室的經濟效益角度來說 ,也許微生物檢驗所帶來的效益遠遠不及生化檢驗等 。但是從臨床的角度來看 ,微生物檢驗所體現的價值主要惠及到病人 ,即運用微生物檢測結果 ,第一時間讓病人獲得最有效的治療 。”

      6月8日 ,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童明慶教授在北京開會期間 ,接受《科學時報》的采訪 ,他指出 ,醫學微生物學檢測結果已經逐漸成為指導臨床感染診斷和治療的重要依據 。

      隨著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 ,以及整個檢驗醫學技術的提升 ,微生物學檢驗也從原來隻是檢驗科室的一小部分 ,逐漸走入人們的視野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醫學微生物檢驗的全麵質量管理和醫學實驗室質量和能力的認可也逐漸為檢驗界所理解和接受 。

      特別是臨床微生物學檢驗的室內控製 、室間質量評價工作在一些大型三甲醫院已順利地開展 ,使得臨床微生物檢驗的水平獲得了極大的提高 ,細菌鑒定的正確率在許多省市已達98%以上 。

      分析前質量控製尤為重要

      “但是樂贏也應該看到很多基層醫療機構臨床微生物檢驗的現狀 ,像一些二級醫院甚至鄉鎮醫院不具備建立微生物實驗室的條件 ,隻能將標本送到上級醫院 ,這就涉及到標本采集 、運送所帶來的相關問題 。”童明慶認為 ,不僅僅在這些基層醫院裏麵 ,甚至在一些三甲醫院裏麵 ,都存在著分析前質量控製不合格的情況 。

      有資料顯示 :在統計整個實驗誤差中 ,分析前誤差約占總體誤差的60%左右 。所謂的分析前質量控製是指從臨床醫生申請檢驗開始 ,包括檢驗項目的申請 ,采集樣本前患者的準備 ,原始樣本的采集 ,樣本的運送 ,樣本到達實驗室後分析前的處理 ,至檢驗分析操作開始時結束 。

      “因此 ,分析前質量控製 ,對減少實驗誤差 ,提高檢驗質量尤為重要 。如果采集的標本並不能代表當時病人的感染情況 ,或者是標本受到了汙染的話 ,即便樂贏把室內 、室間質控做得完美無缺 ,也無濟於事 。”童明慶說 ,醫護人員采集標本的時候 ,一定要在病人特定的感染部位采集到特定的病原菌 ,並且保持病原菌的活力 ,再送到檢驗科室進行檢驗 。

      童明慶舉例說 ,如果懷疑病人下呼吸道感染 ,在留取標本前必須要求病人刷牙和用清水漱口 ,之後再用力咳出 ,否則標本就不能準確地反映病變部位的信息 。再如淋病奈瑟菌和腦膜炎奈瑟菌對寒冷較敏感 ,在標本運送的過程中 ,一定要保持在室溫條件下盡快送檢 ,特別在冬天更應注意這一點 ,否則 ,檢出率將顯著降低 。

      辯證看待自動化

      “自動化會不會綁架樂贏的思維呢 ?”麵對著當前越來越多的全自動細菌培養和鑒定儀甚至自動化的接種機已逐漸進入醫院的檢驗科室 ,童明慶產生了這樣的疑問 。

      “不可否認 ,自動化能夠幫助樂贏節省更多的勞動力 ,但會不會影響到微生物鑒定分類專家的培養呢 ?”童明慶擔心 ,未來的微生物專家可能隻是一名高級操作工 。“有時候 ,還是需要樂贏動點腦筋的 ,再者說 ,一些非常便宜的檢測技術 ,如形態學技術對於某些致病微生物不失為一個簡便可靠的診斷方法 ,而用全自動化的機器反倒會麻煩 ,所以千萬不要丟掉樂贏原來的傳統方法 。”

      近年來 ,從一些地區細菌檢驗室間質評的成績來看 ,細菌鑒定的成績遠遠好於藥敏試驗成績,童明慶建議微生物實驗室應該加強對藥敏的質控 。

      而對於細菌檢驗的報告方式 ,如何對檢驗過程中的所見和檢驗的最終結果進行全麵描述和分析 ,童明慶覺得 ,這也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斟酌和規範的問題 。例如痰液標本的檢查結果 ,如果不報告塗片所見 ,而僅報告培養結果 ,則很難判斷分離菌與肺部感染的關係 ;而且 ,在這種情況下 ,分離菌的藥敏結果是否應該報告呢 ?也值得商榷。

      杜絕經驗用藥不可能

      實驗室的微生物結果出來之後 ,臨床醫生是不是能夠及時地修正治療用藥方案 ,采納實驗結果呢 ?這個問題是很多微生物專家所關心的問題 。

      “像老年科 、血液科的臨床醫生可能會比較重視 ,因為他們科室的患者多屬於免疫功能低下 ,必須依賴微生物的結果才能有效診治 。而有些科室的臨床醫生 ,不大關心微生物的檢驗結果 ,習慣於經驗用藥。”

      童明慶說 ,杜絕經驗用藥是不可能的,畢竟微生物的實驗需要時間 ,具有滯後性 。而有些感染疾病非常急 ,臨床醫生隻能采取經驗用藥 。“但是經驗用藥也是有依據的 ,要以近期實驗室微生物鑒定以及藥敏實驗的結果為依據 。比如,實驗室會定期地提供哪些病菌容易造成哪個部位的感染 ,這些病菌具體耐藥情況等資料 。”

      “最關鍵的是 ,一旦樂贏微生物的結果出來了 ,臨床醫生會不會及時地調整治療方案呢 ?”童明慶認為 ,國內在這一點可以借鑒一下香港的做法 。

      在香港 ,醫院會定期地組織專業人士對醫生的抗感染處方進行評估 ,如果醫生沒有遵循微生物實驗的結果就隨便開抗生素藥物的話 ,就會被扣分 ,直接影響晉升等 。

      當然 ,也會有人認為大量的微生物標本檢驗會造成醫療費用增加 。童明慶說 ,如果從整個抗感染藥物的使用費上來計算的話 ,加強臨床微生物檢驗後 ,醫療費用總體上是會減少的 。

      “大陸的醫保報銷是按照項目細分 ,有些病能報 ,有些病不能報 ,根本不考慮在治療過程中的合理性 。而在香港 ,即便在醫保範圍內的病種 ,如果醫生采取的方法不合理 ,也是不予報銷的。”童明慶建議 ,衛生部等有關部門不能單純地靠發布監管文件來防控抗生素的濫用 ,完全可以借鑒香港在這方麵的經驗 。

      溝通必不可少

      在醫療實踐中 ,細菌檢驗與臨床抗感染治療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因此 ,細菌檢驗人員和抗感染醫生經常交流十分必要 。但目前的實際情況 ,童明慶覺得交流還遠遠不夠 。

      比如在細菌分離培養的報告上寫有“正常菌叢”時 ,實驗室覺得很正常 ,而臨床醫生常覺得報告不明確 ,他們希望得到的回答是“有菌”還是“無菌” 。再如近年來細菌室在細菌耐藥機製的檢測方麵做了大量工作 ,如果細菌室隻是報告耐藥酶或耐藥基因而不告訴醫生該酶或基因的耐藥含義 ,則可能被少數醫生忽視 。

      “微生物人員要走出實驗室到臨床中去 ,解說報告的形式 、內容和臨床意義 ,使臨床醫護人員能正確理解和解釋報告並用於臨床診治 。”童明慶說 ,微生物檢驗的發展方向始終應以臨床的需求為依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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